因此，相应的法律设置应当精细考虑决策责任原则、就地效能原则、集中权威原则以及监督矫正原则，若能在制度设计上将这些原则巧妙地结合起来，必将有利于我们未来更好地预防和阻止像新冠病毒疫情那样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暴发。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份意见被视为高校内部监察工作的主要依据。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监察部走入历史舞台。
耙梳逾30年历史，这项制度历经的风雨起落大抵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高校监察制度兼有实现政纪自察和维持学术自律之现实功能，后者与高校学术惩戒制度之功能并行不悖，但必须尊重中国高校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规律。由于高校监察机构只是校内行政监察职能部门，不是法定行政监察机关，对于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通常需要参照转化为校内纪律规则从而间接执行。1986年11月，监察部恢复设立。二是自行制定内部规则——这意味着高校内部诸项事务的规则及监督机制通常应由高校自行制定。
根据《高等教育法》，学校学术委员会履行五项职责：一是审议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实际上，我国正式启动高校监察制度的关键标志，是两份与高校紧密相关的重要文件：一份是国家教委于1992年印发的《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等学校监察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教监[1992]1号），其对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内设监察机构的领导体制、工作关系、监察对象、职权范围、机构设立、人员编制和工作条件等事项作了详细规定，并注明业经监察部原则同意，可供其他部委及地方所属高等学校参照执行。首先，《首都法》的框架应兼顾首都制度的内部和外部法律关系。
另一方面，在五四宪法起草的过程中，对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效力一直存在争议，因此在正文条款的规范力已然充沛的情况下，果断回归正文条款的独立规范模式无疑是适恰选择。第三，虽然城市功能被抑制不可避免，但中央也应对因抑制导致的损失予以补偿。因属于纯粹象征意涵的国家标志，国旗、国歌、国徽等立法均未分章，而首都除象征符号的意涵外尚与国家发展实践紧密相关，加之其规制内容的丰富性和结构性，可以考虑分章，甚至通过简短的序言对定都北京的背景等历史和时代发展目标进行概述。[75]孙莹炜：德国首都区域协同治理及对京津冀的启示, 《经济研究参考》2015年第31期，第65页。
1959年八大期间，根据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在对1957年3月市委常委会通过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适当补充后将其上报中央，基本延续了四大中心的定位。便于防守在本质上同交通枢纽有所龃龉，且对幅员辽阔的大国而言敏感性不高。
但无论如何，北京作为我国央地关系最富集、最复杂之地，在两类功能关系协调的过程中必然会与中央产生各类纠纷，其规范化解决方式在理论上无非包括宪法诉讼、行政诉讼以及协商等。在前述内部消弭的三个问题中，除底线问题可依据《宪法》143条基本解决外，其余两个问题的全面解决仍有待于相关法律规范的科学建构。第三，首都的宪法功能包含于北京市的城市功能之中。[5]第三，相关外围研究，如历史地理学、城市学、域外或比较研究等。
[63]王锴，见前注[5]，第171-172页。一方面，五四宪法虽然在序言中有首都北京的表述，但其主旨意在突出该宪法通过的地点为北京，而作为修饰语的首都的宪法意图并不突出。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明确：首都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从我国制度储备来看，协商是最可行的路径。
[10]因而，各种属于国家的专门标志都被用来构建、巩固和彰显国家认同，使得一国公民可以聚集在自己的国家标志之下，并形成‘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15]七五宪法将国旗、国徽和首都三类国家标志整合为第30条并独立作为第四章，但在形式上将三类国家标志分款处理，并在表述上删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缀。
对于城市圈内互补策略的天然劣势所导致的城市功能损失，仍应寻求中央财政的补贴，这同样需要相关法律规范的明确回应。通过首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做法在国际上亦比较常见，如明治维新后日本将首都从京都迁至江户（东京）、1956年巴西新建首都巴西利亚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等。
[60]杨学科，见前注[5]，第125页。辽金元清等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既要将都城南迁近中原，又不能离民族发源地过远，位于三北地区经济地理结合部的北京成为适恰选择。对地方来说，横向府际关系的协调也需要一个居中（而非由较强势地方把持）的协调机构以确保对等协商的实现。第一，在理论上，黑克（Philipp Heck）曾指出：大部分的法律规定都是不是命令，而是陈述。四是在实践中，首都功能的充分实现须以对北京各区域优势统一、充分调配为前提，划定中央政务区无疑将极大削弱这种必要的调配能力，反使中央在首都功能实现的过程中画地为牢。[22]1973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虽然并未明确北京的城市定位，但事实上，四大中心的定位一致持续至20世纪八十年代前。
其二，《国旗法》《国歌法》《国徽法》均明确规定了具体场合、相关礼仪等要求，即这三类国家标志均须基于专门的仪式与氛围实现立体、生动的象征价值和教化意义，但首都象征功能的发挥并不依赖特定的仪式与氛围，因而具备更高的符号效率。无内部消弭抑或外部疏解，北京城市功能退让并不必然意味着对首都功能的无条件迁就，宪法》第3条第4款在强调中央的统一领导的同时，也要求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
因此，功能的区分就成为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2012年实现企业化运营后，北京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将其建设为北京新型远郊区。
这也回是应制定《首都法》而非《首都圈法》的原因——对首都圈内所有事务进行全方位规定并非该法的核心目标：一方面，其规范设置仅聚焦首都功能的发挥以及与之相关的纵向与横向法律关系的调整，规制核心为首都而非首都圈。在时间上，北京的中央直辖史始于1928年，其时并不具有首都的身份，而正式定都则只能追溯到1949年的政协议案，先为直辖市后为首都仅为时间差异，而非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26]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并强调：履行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服务，为国家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基本职责。其二，首都圈法治建设域外经验较为丰富，如日本早在1950年就出台了《首都建设法》， 1956年又制定了《首都圈整备法》与《首都圈市街地开发区域整备法》;[79]韩国也通过制定《首都圈整备规划法》和三次《首都圈整备规划》促进首尔都市圈的发展。[72]可参见前文1954年国家计委反对北京强大的工业基地定位的相关内容。功能竞合是指首都功能和城市功能都需要或都不需要的产业或事业项目，即两种功能的取向一致，只是需求或排斥的程度不同，情形有二。
[65]1993年成立的新南非遵循三都并立的传统，这种不设法律意义上的首都仅规定实际意义上的首都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宪法原则。第四，在体系上，《宪法》第四章的三个国家标志条文采用了一致的表述方式，之所以对国旗、国歌和国徽条款的理解未引发争议，其根本原因在于《宪法》、宪法相关法及其附件对相关国家标志作出的精细化、特定化的规范描述，这是首都条款未来法律化的重要参照，但也不妨碍基于类比逻辑探求143条规范内涵的努力。
北京作为首都，已成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符号——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即暗含着以天安门象征北京、以北京指代中国的隐喻。[43] 第二，地形易守，却又无碍交通枢纽的建设。
第二，抑制城市功能的底线何在？既然两种功能共生于同一地理空间，则维系这种共生的格局乃是最基本的考量。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从秦代开始，北京即有蓟、幽州、涿郡、燕郡、南京、中都、大兴、大都、北平等称谓，北京之名最早为明成祖朱棣于公元1403年由北平改得。所谓外部疏解，即将与首都功能冲突的城市功能迁出北京区划范围，相关问题有三。功能冲突是指对城市功能或首都功能中任何一方需求的满足必然会导致对另一方需求的抑制甚至减损，两者处于零和博弈状态。其二，不属于首都宪法功能的部分并不必然被北京的城市功能所排斥，尚须结合实际情况具体讨论。
（二）首都是北京的规范内涵 第一，北京作为首都的唯一性。二是规范术语，从1949年中国政协全体会议议案中的国都到五四宪法的首都。
第五，作为宪法概念的北京与首都应严格区分各自语境，但实践中长期存在诸多混淆现象。三是第143条在语法上呈现二元特征，首都-中央身份北京-直辖市身份的分别对应结构先在、明确、稳定且已被广为接受，这种对应结构较之北京-中央身份北京市-直辖市身份的模式更不容易混淆。
第三，虽然已有政协的决议在前，但在制宪过程中对定都北京仍有争论，如有人出于对北京地理位置、气候等城市条件的非议而提出武汉、西安、兰州等其他选项。第六章附则，一是规定未尽事宜的补充和解释机制，并以此为未来改革预留弹性空间。
